浙江的省情是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三分田，自然资源在全国所有省市中排倒数第三；长期处于对台前线，国家在浙江的工业投入少得可怜。自然资源的匮乏和国有企业基础的薄弱使浙江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无计可施，扶持民间经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浙江义乌出现了小商品市场，国家工商局获悉后，专门发文，要求清理这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但是，有媒体披露，当时文件传达到浙江省后，却被束之高阁。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很短一段时间之内发展起来之后，终于取得了中央管理部门在此问题上的承认。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当地官员以个人政治前途为代价所作出的保护，最终为浙江的私营经济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
去年，本报记者在山西采访时，当地一位学者说，山西之所以现在这么落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只会贯彻中央的方针，步调保持得过于一致，而不是提前迈半步地走在政策的前头一点点，哪怕是事后被追究责任也好。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浙江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恰好相反。每一次来自民间的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莫不能离开当地政府有意无意的扶持与“疏忽”。
温州市前任市长钱兴中的话也许能够代表政府对待私营经济的这种态度。他说，在温州，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这种务实的态度和大胆的政治智慧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有力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