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交给倪光南以后犹如石沉大海，在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我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是当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说我去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的时候，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联想方面。香港联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总经理吕谭平，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着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文化背景、世界观、管理方法都不同。所谓优势互补是瘸子要肯给瞎子指路，而瞎子要肯背瘸子。要做到这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在处理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时的艰难。另外，“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的观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的困难。倪光南和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研究开发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扩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